凌晨三点,手术室的灯光依旧惨白,将我的脸映得没有血色。
最后一根缝合线被剪断。
监护仪上,那条曾数次跌入谷底的生命曲线,终于平稳地起伏着。
成了。
我摘下被汗水浸透的口罩,露出一张疲惫到麻木的脸。
整整十二个小时,我像个最精密的机器,将一个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。
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叫嚣着酸痛,大脑仿佛被抽干了最后的精力,只剩下一片空茫。
护士长张姐走过来,递给我一个信封,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同情和不忿。
“陈主任,这是这个项目的特殊补贴,您快收好。”
信封很薄,轻飘飘的,和我此刻沉重如铅的身体形成了荒谬的对比。
我捏了捏,指尖传来几张纸币的触感。
我没有立刻打开,只是对她点了点头,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向更衣室。
换下手术服,我靠在冰冷的储物柜上,终于打开了那个信封。
三张崭新的红色钞票。
三千元。
我的手顿在半空,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十二个小时的高度专注,挽救一个濒危的生命,为一个家庭带去重生般的希望。
最后,换来的是这三千块钱。
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,从我的心脏,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。
这已经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。
这是羞辱。
***裸的,毫不掩饰的羞辱。
我抓着那三张纸币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,纸币的边角硌得我手心生疼。
我走出住院部大楼,凌晨的冷风吹在我脸上,却吹不散我心里的那团死灰。
路过灯火通明的行政楼,一阵得意洋洋的吹嘘声从半开的窗户里飘了出来。
“哎呀,这事儿可不好办,我磨了多少嘴皮子,喝了多少酒,总算是把项目拿下来了!”
是行政办公室主任王凯的声音。
他是我院长的亲小舅子,一个连听诊器都分不清正反的人。
“奖金?不多不多,就五万块,回头换辆新车开开,我老婆早就看上一款了!”
五万。
新车。
我站定在黑漆漆的树影下,抬头看着那扇明亮的窗户。
光鲜亮丽的行政楼,和我身后那栋被无数病人、家属的血泪和希望浸泡着的住院楼,仿佛是两个世界。
一个是运筹帷幄、轻松捞金的天堂。
一个是舍生忘死、换来微薄补贴的地狱。
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,墙上挂满了锦旗。
“医德高尚,妙手回春。”
“再生父母,恩重如山。”
每一面锦旗,都代表着一个被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生命。
过去,它们是我的骄傲,是我燃烧自己、照亮别人的动力源泉。
此刻,它们像一张张嘲讽的嘴脸,无声地讥笑着我的天真和愚蠢。
我打开手机,屏幕的光照亮了我毫无表情的脸。
我默默地找到了那个设定在清晨六点的闹钟。
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。
删除。
然后,我重新设定了一个闹钟。
早上七点半。
做完这一切,我关掉手机,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死寂。
第二天,我史无前例地睡到了天光大亮。
没有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,没有在晨曦微露时就奔赴战场。
我有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,陪着上小学的女儿一起出门。
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身上,暖洋洋的。
我这才发现,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看过这座城市的街道了。
下午五点整。
我刚刚结束一台常规的心脏搭桥手术。
我放下手术刀,脱下白大褂,换上自己的衣服,准备离开。
科室主任张国栋匆匆拦住了我。
“思远,你这是要去哪儿?晚上有个急诊会诊,一个挺棘手的病例,需要你来把把关。”他一脸理所当然。
过去十年,我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只要医院有需要,我随时待命,没有白天黑夜,没有工作日和周末。
我平静地看着他,语气没有任何波澜。
“到下班时间了。”
张国栋愣住了,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
“下……下班时间?可……可是有急诊啊!”
“是紧急抢救吗?”我问。
“那倒不是,病人生命体征暂时平稳,但情况复杂,想请你……”
“既然不是紧急抢救,”我打断他,“那就请安排在我的工作时间内。”
我拎起包,从他身边走过,留下一句让他呆立在原地的话。
“主任,按规定办事,也是一种医德。”
我第一次在太阳还未落山时走出了医院大门。
金色的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感觉空气里都带着自由的甜味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我的学生李哲发来的微信。
“老师,您……没事吧?”
这个热血又正直的年轻人,一定是从科室的骚动中嗅出了什么。
我回了他两个字。
“没事。”
随即又补充了一句。
“早点休息。”
关上手机,我笑了。
是的,我没事。
有事的,很快就会是他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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