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,赤贫的放牛娃陈石头,趴在村小学窗外偷听,命运被年轻教师李书远改变。
他背负全村的期望考入县中学,以惊人毅力读完农校,却在特殊年代因知识罹祸,
被下放回村。在人生的最低谷,他蛰伏十年,将废弃河滩变为秘密试验田,
默默培育高产稻种。改革开放春风乍起,他抓住机遇,
以一枚惊世稻种和一套科学的集体生产体系,带领全县最穷的陈家庄冲破桎梏,
缔造了闻名全国的“稻香模式”,最终从泥泞中站起,走向国际农业论坛的殿堂,
真正实现了知识报国、沃土生金的逆袭传奇。上篇:暗夜微光1950年深秋,
苏北平原的寒风格外刺骨。十一岁的陈石头裹着补丁摞补丁的夹袄,
赤脚踩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,冻得发紫的脚趾深深陷进冰凉的泥泞中。
他手里攥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鞭,眼睛却望着三里外那间土墙瓦顶的小学校。“石头!
发什么呆!牛都跑堰上去了!”父亲粗哑的吼声从田埂那头传来,石头猛地回过神,
撒腿追向那头正悠闲啃着田埂草的老黄牛。他边跑边回头,
小学校屋顶那面崭新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,像一团燃烧的火,灼痛了他的眼睛。
陈石头家是陈家庄最穷的一户。三间茅草屋,两头瘦骨嶙峋的黄牛,五亩薄田,
就是全部家当。父亲陈老栓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,
老实到近乎懦弱;母亲三年前生小妹时难产去世,留下石头和两个更小的妹妹。“爹,
我想上学。”晚饭时,石头捧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,第无数次鼓起勇气。
陈老栓闷头喝糊糊,半晌才哑着嗓子说:“咱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?你去了学堂,谁放牛?
谁拾柴?**谁照看?”“我早晨放牛,晌午拾柴,下午去上学,行不?”石头眼里闪着光,
“李老师说,新社会了,穷孩子也能读书。”“李老师……”陈老栓叹了口气,
“人家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,懂得多。可读书能当饭吃?你看村里读过两年私塾的陈二爷,
不照样种地?”“不一样!”石头激动得差点打翻碗,“李老师说,新中国的学校教科学,
教知识,以后能用知识建设家乡!”陈老栓不说话了,
屋里只剩下啜吸糊糊的声音和两个妹妹懵懂的眼神。夜深人静,
石头躺在铺着稻草的木板床上,透过茅草屋顶的缝隙数星星。
他想起白天李老师在村口大树下讲的话:“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,最缺的是什么?
是人才!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!咱们农村的孩子,不比城里的差,只要肯学,
一样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!”李老师叫李书远,是从省城来的青年,戴着眼镜,
说话温和但有力。他在陈家庄小学教书才三个月,已经让十几个穷孩子走进了教室。
石头每天放牛路过学校,都会在窗外偷偷听一会儿。“哥,你真想上学?
”睡在旁边的大妹杏花轻声问。“嗯。”石头望着屋顶,“杏花,你知道吗?李老师说,
有一种稻子,一亩能产八百斤。”“八百斤?”杏花惊得坐起来,“咱家五亩地,
最好的年景也就收六百斤谷子!”“所以我要学,”石头眼睛在黑暗里发亮,
“学怎么种出高产的稻子,让爹不用整天愁眉苦脸,让你和小妹能吃饱饭,穿新衣裳。
”几天后,转机出现了。李书远挨家挨户动员学龄儿童入学时,来到了石头家。
看到家徒四壁的景象,这位年轻教师沉默了片刻,然后对陈老栓说:“老栓叔,
让石头去上学吧。他的学费、书本费,我来出。”陈老栓惊得手足无措:“这怎么行!
李老师,您也不宽裕……”“我是国家派来的教师,有工资。”李书远扶了扶眼镜,
“石头是个聪明孩子,我观察他好久了,每天放牛都趴在我们教室窗外听课。
这样的孩子不读书,可惜了。”石头的心跳得厉害,他紧张地盯着父亲沟壑纵横的脸。
“可是……他要是上学,家里这些活……”陈老栓还在犹豫。“这样,”李书远想了想,
“石头早上帮我打扫学校,我管他一顿早饭,算勤工俭学。下午他上完课,再回家干活,
两不耽误。”就这样,十一岁的陈石头终于踏进了梦寐以求的教室。开学第一天,
他穿着母亲生前改小的、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,脚上是杏花熬夜用旧布条编的“鞋”,
紧张地坐在最后一排。教室里二十几个孩子,大多比他小,穿着也比他整齐。石头低下头,
看着自己冻裂的脚趾,第一次感到了羞耻。“同学们,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,陈石头。
”李书远温和地说,“石头虽然年纪比你们大,但学习劲头十足。大家要互相帮助,
共同进步。”下课休息时,几个孩子围着石头:“你就是那个放牛娃?
”“你脚上穿的是什么呀?”“你身上怎么有股牛粪味?”石头的脸涨得通红,
拳头紧紧攥着。这时,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走过来,推开那几个孩子:“说什么呢!
石头哥是来学习的,又不是来比穿着的!”她转身对石头笑笑,“石头哥,我叫秀兰,
我爹是村支书。李老师说你可聪明了,以后有不懂的,尽管问我。”秀兰的笑容像一缕阳光,
照进了石头自卑的心里。他重重地点头,暗暗发誓: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!
石头开始了艰难而充实的求学生活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先给牛喂草,
然后跑去学校打扫院子、教室;接着上一上午课,
中午李老师会留他一起吃简单的午饭——往往是红薯或玉米面窝头,
偶尔有一小碟咸菜;下午继续上课,放学后飞奔回家,放牛、砍柴、挑水,直到天黑。
最困难的是晚上。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,为了省油,陈老栓通常天黑就睡。石头想看书,
只能借灶膛里微弱的火光,或者月光特别亮的夜晚,坐在院子里看。
“你这样会把眼睛看坏的。”李书远知道后,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,
每月给石头买两斤煤油,“晚上必须点灯看书,这是任务。”石头接过煤油时,
眼泪在眼眶里打转:“老师,我一定好好学!”“不仅要好好学,还要学以致用。
”李书远从抽屉里拿出几本皱巴巴的书,“这是我从省城带来的,关于农业知识的。
你边学文化,边看这些,也许真能用上。
些书成了石头的宝贝:《土壤学基础》《作物栽培》《病虫害防治》……虽然很多字不认识,
很多内容看不懂,但他如饥似渴地读着,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,第二天问李老师。
1951年春,陈家庄成立了互助组。村里五户人家一组,互相帮工,共同劳动。
陈老栓不善言辞,家里又穷,差点没人愿意和他们一组。
最后是村支书陈大柱——秀兰的父亲——发了话:“老栓家人手少,但石头这孩子勤快,
算半个劳力。我家和他们一组。”有了互助组,春耕顺利多了。石头白天上学,
早晚帮着干活。他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一点点用在实践中:建议深耕细作,合理密植,
还识别出了一种常见的稻瘟病,及时用土法制剂防治。“这孩子,还真学出点名堂。
”陈大柱看着长势明显好于别家的秧苗,拍着石头的肩膀说,“好好学,
将来咱们村就靠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了。”夏天,石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期末考试,
成为班里第一名。李书远特地在全村大会上表扬了他,还奖励了他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。
“李老师要走了。”暑假前一天,秀兰红着眼睛告诉石头。“什么?”石头如遭雷击,
飞奔到学校。李书远正在收拾行李,看到石头,笑了笑:“省里调我去县中学教书,
这是组织安排。”“老师,我……”石头哽咽得说不出话。“石头,记住,
”李书远郑重地说,“读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,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。
你现在是班里成绩最好的,但我希望你不要满足于此。县里去年办了初中,你要考上去,
继续学习。”“我家……”石头低下头。“我知道你的困难。”李书远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,
“这是我攒的一点钱,还有我给县中学写的推荐信。如果你能考上,学校有助学金,
可以免学费,还管饭。关键是你自己要有这个决心和毅力。”石头接过信封,沉甸甸的,
不止是钱的重量。“还有这些书,留给你。”李书远指着桌上的一摞书,“我走了,
但学习不能停。秀兰的父亲答应,村里会继续支持你读书。记住,知识改变命运,
但更重要的是,用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。”李书远离开的那天,全村人都来送行。
石头和秀兰一直送到村口大路。“石头哥,你会去县里读书吗?”秀兰问。“我要考。
”石头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,坚定地说,“不仅要考上初中,将来还要考高中,考大学。
李老师说,省农学院有专门研究水稻的专家,我要去那里学习,回来种出最好的稻子。
”秀兰眼睛亮晶晶的:“那你一定要加油!我会在村里帮你照顾家里的。”1952年秋天,
十四岁的陈石头背着简单的行李,步行三十里路,来到县城参加中学入学考试。考场里,
他是年龄最大、穿着最破旧的一个,但握笔的手稳如磐石。考试结束一周后,
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陈家庄。石头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,被县第一初级中学录取。全村轰动了。
这是陈家庄第一个考上县中学的孩子。陈大柱召集村民开会:“石头这孩子给咱村争光了!
他家困难,咱们大家凑凑,不能让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!”那个晚上,石头家挤满了人。
张家送来十个鸡蛋,李家拿来半袋玉米面,
王家捎来一双半新的布鞋……陈老栓这个硬了一辈子的汉子,第一次当着全村人的面落了泪。
“乡亲们的情,我陈石头记一辈子。”石头对着众人深深鞠躬,“我一定好好学,将来回来,
让咱们陈家庄的稻田,变成全县最好的稻田!”开学前一天,石头最后一次去放牛。
老黄牛似乎知道小主人要远行,用头轻轻蹭着他的手。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洒满稻田,
沉甸甸的稻穗即将成熟。“等着我,”石头抚摸着稻穗,轻声说,
“我会带着最好的种子回来。”远处,秀兰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向他用力挥手。
少年背起行囊,踏着夕阳,走向他未知却充满希望的未来。他的脚下是泥泞的土路,
但他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地平线,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,等待着他去探索、去征服。
陈石头不知道,这条路将会多么崎岖漫长,也不知道他将经历怎样的风雨坎坷。但他知道,
从他踏出陈家庄的那一刻起,他的命运已经悄然改变。而改变的,
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命运。夜深了,县中学宿舍里,
石头在煤油灯下翻开李老师留给他的那本《作物育种学》。第一页上,
李书远清秀的字迹写道:“给石头:愿你如稻种,深埋土中而不失生机,终将破土而出,
迎风生长,穗穗饱满,香飘万里。”窗外,星光璀璨。这个放牛娃的征途,才刚刚开始。
中篇:淬火成钢1957年的秋天,陈石头背着打满补丁的行李卷,
站在省农业专科学校的校门前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五年了。从陈家庄到县城三十里土路,
从县中学到省城二百里颠簸的汽车。这个曾经赤脚放牛的少年,如今已是十八岁的青年,
脸上褪去了稚嫩,眼神里沉淀着与年龄不符的坚韧。他是陈家庄,乃至整个县,
第一个考上省城学校的农村娃。“石头同学,欢迎你!
”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从传达室走出来,笑着接过他的行李,“我是教务处的王老师。
李书远老师特意写信嘱咐我关照你。”“李老师……”石头心头一热。这么多年,
那个改变他命运的老师从未断过联系,即使自己调到了地区教育局,
依然时时关心着他的成长。省农专的校园不大,几栋红砖楼,一片试验田,
却让石头看花了眼。图书馆里整架整架的农业书籍,实验室里闪亮的仪器设备,
试验田中各种他叫不出名字的作物……这一切都让他如饥似渴。“你的情况比较特殊,
”报到时,王老师翻看着他的档案,“家庭成分贫农,学业成绩优秀,符合全额助学金条件。
学校安排你勤工俭学,主要负责试验田的日常管理和图书馆的晚间整理。”“谢谢老师!
”石头深深鞠躬。他知道,这来之不易的机会,背后是无数人的期望。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。
石头像一块海绵,
一切知识:作物栽培学、土壤肥料学、植物保护学、遗传育种学……他在图书馆整理图书时,
会把最前沿的农业期刊偷偷借出来,在值班室里抄写到深夜。
他的勤奋引起了育种学教授周明远的注意。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学者,
正在秘密进行一项水稻杂交育种的尝试。“你叫陈石头?”一天下午,
周教授在试验田边叫住了正在记录数据的石头,“我看过你的实验报告,
对水稻分蘖期的观察很细致。”“周教授!”石头紧张地站直身子,“我……我就是瞎琢磨。
”“不是瞎琢磨,”周教授推了推眼镜,
“你的观察里提到了一个现象——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块的分蘖数差异,
可能与土壤微量元素有关。这个角度很新颖。”那个下午,
周教授和石头在田埂上聊了两个小时。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,
到当时在国内还鲜为人知的杂交水稻理论,周教授的话为石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。
“周教授,您是说,通过不同品种的杂交,可以培育出**父母本优良性状的新品种?
”“理论上是的,”周教授谨慎地说,“但这需要大量实验,需要时间,
也需要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适合的研究环境。”石头听出了弦外之音。那时候,
“米丘林学说”是主流,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视为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”,
周教授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走钢丝。“我愿意跟您学习,”石头坚定地说,“我来自农村,
知道一亩地多打一百斤粮食意味着什么。如果真有办法培育出更高产的稻种,
再难我也愿意试。”周教授深深看了他一眼:“可能会有风险。”“我不怕。”从那天起,
石头成了周教授的“编外助手”。每个周末,当同学们逛街、看电影时,
在试验田里忙碌:人工授粉、套袋、标记、记录……周教授将一些基础但繁琐的工作交给他,
也在暗中传授真正的遗传育种知识。1958年,大跃进的风吹到了校园。
“亩产万斤”的口号响彻云霄,学校停课,全体师生被派往农村“支援农业生产”。
石头和同学们一起,被分配到江宁县的一个公社。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:稻田被深翻一米多,
说是“深耕密植”;秧苗密得插不进脚;更荒唐的是,
有人把十几亩快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,制造“高产卫星”。“这样不行!
”在一次公社会议上,石头忍不住站起来,“水稻生长需要合理的光照和通风,
这样密植只会导致倒伏和病害……”“小陈同学!”公社书记脸色一沉,
“你是在怀疑群众的智慧?是在给大跃进泼冷水?”“我不是……”“你一个学生娃懂什么!
”旁边一个干部打断他,“看看人家的经验介绍,亩产三万六千斤!我们要解放思想,
敢想敢干!”晚上,带队老师找到石头,严肃地说:“陈石头,你要注意影响。
现在是特殊时期,说话要谨慎。”石头沉默了。他想起周教授的叮嘱:“有时候,
真相比说出真相更重要。要学会等待时机。”在江宁的两个月,石头痛苦而困惑。
他亲眼看见那些“高产田”在秋收时成片倒伏,穗粒干瘪,实际产量还不如往年。
但汇报材料上,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。回到学校,气氛也变了。
周教授的实验室被贴上了“白专道路”的标语,育种试验被迫中止。一天深夜,
周教授把石头叫到家里。“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,”周教授平静地说,
但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忧虑,“这些资料你收好,藏在安全的地方。记住,
科学不会永远被埋没。”他交给石头一个铁皮盒子,
里面是几年来积累的试验数据、杂交材料和几本外文书籍。“教授,您要去哪里?
”“下放劳动,”周教授苦笑,“去‘接触群众,改造思想’。石头,你还年轻,
记住两件事:第一,保护好自己;第二,不要放弃学习。总有一天,这些知识会用得上。
”周教授走的那天,天空飘着细雨。石头躲在人群后面,看着那个清瘦的背影登上卡车,
消失在烟雨朦胧中。他紧紧抱着怀里的铁皮盒子,仿佛抱着一个沉重而灼热的希望。
1960年,石头以优异成绩从省农专毕业。按照政策,他应该被分配到地区农科所,
但最终名单下来时,他被分回了老家所在的县农业局——一个边缘的技术推广股。“石头,
这是有人使绊子,”王老师私下告诉他,“你当年在江宁的‘不当言论’被人翻出来了。
能回县里工作,已经是周教授以前的老同事尽力争取的结果。”石头没有怨言。能回到家乡,
离土地更近,也许不是坏事。回到县里的第一天,
他就去拜访了已经调到地区教育局的李书远。多年不见,李老师鬓角已生白发,
但眼神依旧清亮。“回来好,回来好,”李老师拍着他的肩膀,“基层更需要技术人才。
不过石头,现在形势复杂,你要记住周教授的话:保护自己,等待时机。
”县农业局的工作清闲得令人窒息。技术推广股只有三个人,办公室堆满文件,
却很少有真正下田的机会。局长是个转业干部,对农业技术一窍不通,
整天热衷于开会、写汇报。“小陈啊,这份材料你润色一下,”股长老张递给他一叠稿纸,
“关于我县农业技术革命新成就的汇报,要突出政治挂帅,思想领先。”石头接过一看,
通篇空话套话,唯一具体的数据——亩产增长数——明显是捏造的。“张股长,
这个数据是不是……”“哎,上面要的嘛,”老张摆摆手,“各个县都这么报,
咱们不能落后。你文笔好,把语言弄得漂亮点就行。”石头感到一阵无力。
他想起陈家庄的乡亲们,想起父亲佝偻的背,想起试验田里那些可能改变命运的稻种。
难道他苦学多年,就是为了在这里炮制虚假汇报?一个月后,转机意外出现了。
县里接到通知,省里要求各地上报“农业技术革新典型”。局长急着找人写材料,
股长老张突然“病倒”了,另一个同事老李推说不懂技术。任务落到了石头头上。
“给你三天时间,”局长皱着眉头,“一定要写出水平,写出特色!这可关系到县里的荣誉!
”石头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编造。他背起帆布包,骑上局里那辆破自行车,
开始了对全县各公社的实地走访。七天时间,他跑了八个公社,二十几个生产队。
看到的景象令人揪心:由于前几年的浮夸风和瞎指挥,地方耗尽了肥力,种子退化,
病虫害严重。很多生产队的实际产量,还达不到1955年的水平。在红旗公社,
他遇到了当年的同学,现在是公社农技员的赵建国。“石头!真是你!”赵建国又惊又喜,
“听说你分回县里了,怎么有空下来?”“调研,”石头苦笑,“给省里报典型材料。
”“典型?”赵建国笑容黯淡下来,“现在哪有什么典型,全是烂摊子。你看这片田,
”他指着眼前的大片稻田,“去年搞什么‘高度密植’,把地种坏了,今年秧苗都发黄。
”两人蹲在田埂上,石头仔细察看秧苗,又挖起一把土闻了闻。“土壤板结,缺磷,
还有潜叶蝇危害,”他判断道,“得抓紧中耕松土,追施磷肥,喷药防治。”“你说得轻巧,
”赵建国叹气,“磷肥?全县都缺。农药?更别提了。农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,
哪有力气深耕?”那天晚上,在赵建国家的土坯房里,两个年轻人聊到深夜。烛光摇曳,
映着他们年轻而忧虑的脸。“石头,你说咱们学这些技术有什么用?”赵建国灌了一口凉水,
“上面不听科学的,农民不懂科学的,咱们夹在中间,就是个摆设。”“有用,
”石头坚定地说,“一定会用得上。建国,你相信吗?总有一天,科学种田会成为共识,
粮食产量会真正提高,农民会过上好日子。”“你真是……”赵建国摇摇头,
“还是这么理想主义。”“不是理想主义,”石头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,“你看,
这是我记录的各公社实际情况。我不打算按局长的要求编造典型,我要把真实情况写进去,
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。”“你疯了!”赵建国瞪大眼睛,“这样的材料交上去,
局长非扒了你的皮不可!”“那也要交,”石头平静地说,“如果连技术人员都不敢说真话,
农民还能指望谁?”材料交上去的第二天,局长暴跳如雷。“陈石头!你写的是什么玩意儿!
”局长把厚厚一沓材料摔在桌上,“我要的是典型!是成绩!你倒好,全是问题!问题!
还提了二十多条建议!你这是给县里抹黑!”“局长,我说的都是事实……”“事实?
”局长打断他,“现在需要的是鼓舞士气!是展现大好形势!你懂不懂政治?
”石头被停职检查。局里召开批判会,
说他“思想右倾”“否定大跃进成果”“与当前形势唱反调”。曾经的同学、同事,

已完结 





















